记者：您认为国家的能源产业政策如何更好地落地实施？
贾康：产业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并不源自政策本身的行政力量，政策在规划的基础上给出重要信息后，实际的贯彻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依靠对事不对人的经济参数，比如税收、利率，依照法律和契约，使合理的产业政策落到实践中去。
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在全中国都意识到要节能节电，特别是要通过节能降耗、减排治污来应对像雾霾这样的环境危机和严峻挑战。具体设想一下，无论政府怎样强调“关停并转”，但其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很难甄别每个企业，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和失误。另一个方法是准入制度——设置行业和技术标准再以法律来明确，这其实也是一个行政行为。
记者：那您认为做好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的主打方式应是什么？
贾康：我们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市场经济配合，给出政策的公正导向和利益调整机制，让市场叠加上金融、差别利率等信号后去影响企业的利益，使企业出于利益的考虑，在竞争中减排治污。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会优胜劣汰，谁能够继续发展、扩大市场份额，就说明它是高水平产能；谁不能发展、出局了，它就是我们要淘汰的落后产能。这个过程是健康的、可持续的、从全局上与“经济升级版”连通的。
这里面有个难啃的硬骨头，就是政府做经济手段为主的调节，如何遵从市场规律，调整比价关系和合理化价格形成机制。政府要削权，摆脱用惯了的“关停并转”和卡、压措施。经济手段就是遵从法律、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这个转变发生后，中国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的局面才能打开。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的能源比价关系？
贾康：现在中国基础能源方面，比价关系是扭曲的。比如，大家都离不开的电，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一度电是一毛六分几，这么多年只调到四毛八分几，当然也开始出现阶梯电价。反观北京的西红柿、黄瓜、大白菜，大家算算是不是三十多年得涨了100倍以上。老百姓什么东西需要精打细算，什么东西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不用太动脑筋，自然而然形成了。企业也是这样，面对这么多的涨价因素，它不太把节电节水当回事儿，因为电和水相对便宜。
这种大家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已经习惯的经济参数氛围要得到改变，这个改变要靠政府和民众一起努力。政府方面要实际推动改革，企业和老百姓也得面对价格形成机制新的调整。企业要在竞争中使自己升级，靠竞争解决绝大多数问题；中等收入阶层要根据比价关系变化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更趋向于低碳化生活。总之，在改革过程中贯彻产业政策，在节能降耗中攻坚克难，应对以雾霾为代表的挑战，不仅涉及政府，也涉及千千万万的企业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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